寻源与自振——湖湘中青年书家七人展---叶年洲

分类: 艺术资讯    发表于:2022-09-21     作者:编辑主任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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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 年 洲

 
 
       叶年洲,男,1962年生,湖南浏阳人。中文本科学历,结业于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高研班。书法作品曾获首届湖南中青年书法大展优秀(最高)奖。入展第八届中国书坛新人新作展,全国第八届楹联书法展,首届中国书法大厦杯书法展,湖南省首届晋京书法展,湖湘中青年书家七人展等。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中国楹联学会会员,浏阳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。



 
展  览 作 品

经伏波神诗卷 235cm*98cm


节录《文心雕龙》 238cm*120cm

 

      叶年洲以一手不激不厉的东坡与米芾混合风格的行书而为人所称道。他的行书点曳精谨,笔势振迅而畧无凝滞,更无懈笔与机气,是典型的温润之书。当下学米者滔滔,而能得其真髓者鲜矣,多流于浮夸展布,习气存焉。米字易得结构,而难得笔法。米老自谓八面出锋,有独诀矣,所以历代能化米而出者聊尔。叶年洲于米字得温润之机,于夭矫中舍豪纵,而化为书卷气。此要在人书合一,由人之文而揭橥书之文。此亦叶年洲于米字之独到处,显别处,乃超迈学米而未免俗者多多矣。

——姜寿田
 

 


录苏轼题跋 274cm*98cm


 

旧雨林泉联 248cm*62cm
 

        传统是自然搏动的文脉,在这生生不息的文脉上,有着一代代人组成的一个个文化艺术传统与发展的驿站。书家的艺术创作,只有在与前人、与今人不同的时候,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,叶年洲先生的书法正是这样追求的。

        在书法艺术创作角度上而言,行书作品以小件易,以大字大幅创作为难。翻开历届国展的作品集,纯粹行书的大件之作很少,这正是叶年洲先生以行书大字大幅面世的可贵处,也体现出这次展览“寻源与自振”的主题。从作品中看,他的行书是立足于“二王”,致力于“苏黄”的,不论是他大幅作品《十二言联》《八言联》,还是小行书《东坡文四篇》手卷和《刘勰文心雕龙》都体现出这一点。黄山谷说:“古人学书,不尽临摹,张古人书于壁间,观之入神,则下笔时随人意。学字既成,且养于心,中无俗笔,然后可以作,示人为楷式”,叶年洲先生的行书可作如是观,他追求的不是外表上的改变,而是在层次深度上的改变,是新以旧为基础、创以继为前提的结晶。以至他还将黄山谷所书跋的《刘禹锡经伏波神祠》临创成竖幅,是他师古不辍的反映。他的行书表现出的是文雅沉静之美,将黄山谷一波三折的笔法化险夷为规整,溶和苏东坡行书之风,追求内劲、沉着,注重蓄势丰沛,圆满厚实的笔致,以从容心态写出自己的特色。由于当代书家,追求展厅效果,以大形式为时尚,忽略精列。从品赏角度而言,书法作品就要能经得住摩挲细观,才是佳作。而叶年洲先生的行书,不论是点画、结体,都能一丝不苟,在稳健中求欹仄、在呼应中见变化,这正是他对宋人尚意书风深刻认知的结果。而当前草书盛行,榜书成为时尚,而叶年洲先生则至攻行书,不随时落,即是不俗,其意义也在于此。
——叶鹏飞
 

 

自作联《集古浏阳八景》296cm*53cm


东坡文四篇 248cm*100cm

 

      叶年洲先生擅长行书,大字清刚朴茂,小字雅致流畅。其笔画粗处如中流砥柱,细处如垂柳拂面;其笔画紧结处如高墙列阵、密布森严,宽松处如平沙落雁、辽远空阔。书之一道,既在于取法经典、在于思辨、在于融通,不是技法层面的粗糙扩展和知识层面的简单叠加。中国的传统美学的最高境界就是“自然”,行书的“自然”当然包含了一种秩序感,但这种秩序感决不是“状如布算”,而是一切变化均在合理的范畴之内。叶年洲先生在其作品中,通过疏与密、正与欹、静与动、虚与实、开与合等矛盾的对立统一,使作品产生无穷的变化,进而呈现出种种审美的意趣。
      叶年洲先生书法的空间意识很强,他对每行字的走势、长短、每行字数的多少、行与行之间的空间留白极具匠心。其书法取法唐人,同时对今人比较流行的书写样貌也有着比较多得关注和体察。书法是表现人的精神世界的艺术活动,是“情动形言,取会风骚之意;阳会阴惨,本乎天地之心”的结晶,其作品中透漏出来的清正古雅之气是显而易见的。
——杨勇
 

    


毛泽东词《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》 238cm*95cm 


 

东坡诗钞 50cm*50cm*13

       叶年洲先生的书法表面来看极富米意,笔下似不经意的横斜来往却也难掩其内在的文人意味,但我们很难将其书法归于个性化而论,因为他的笔调带有十足的古典意味。年洲先生的取法视野之广常使人兴叹,其初投身于米家门下,又青睐苏轼书风的丰润跌宕,此外,二王与颜真卿的书法亦令其倾醉,集众家之所长为一人而用,使其自身书法结构的变形、夸张让人们无法用任何一家传统的审美眼光去加以框限。他的作品给观者带来一种陌生感,但又不失一抹温情,这是他的高明之处。在帖学复兴的大背景下,确实需要从书法深层追问二王、米芾、苏轼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境遇。在他书法经典化的陈述中,心性化趣味的审美追寻一直是他的重要目的,也正因如此,他的书法流露出一种对帖学的崇尚,尤其是对宋人尚意书风的膜拜,从而建立起了一种新的笔墨形态。可以看出,他的帖学立场是尊古而不泥古,米芾帖学只是他帖学创作生发的元典,而不是惟一的路径。但他并没有仅仅将二王、米芾、苏轼等作为时风转换的应景角色,而是把这几种书体进行了兼融尝试,这无疑给当代创作一个很好的启示和方向。
——吕金光
 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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